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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落户常被误读为“一人进站，全家随迁”的捷径。这种认知偏差经常在材料递交阶段才暴露出硬性边界。

　　年龄与身份的双重门槛首先卡住了入口。博士后进站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这一红线没有弹性空间。更关键的是身份界定，若以“在职人员”身份进站，户口迁移及人事档案调转在进站时均不办理，出站后仍需返回原单位。这意味着试图通过在职博后身份实现户口即时迁移的路径是行不通的，必须厘清全职与在职的本质区别。

　　关于家属随迁，政策口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站时及在站期间，配偶和子女户口随迁手续一律不办理。这直接否定了“先落户再带家属”的即时操作可能。对于配偶而言，若其身份为在校学生或持有学生户口，同样不具备随迁资格。这种限制并非针对个人，而是基于博士后流动站的特殊管理属性，目的是确保人员在站期间的专注度与管理规范性。

　　子女教育与户口申报的错位是另一个高频误区。在站时间不超过3年且子女为非进站地户籍的博士后，可为子女办理当地入学手续。但需注意，择校范围限定在设站单位集体户口所在区的行政区划内，联合培养人员则以工作站集体户所在区为准。这与户口随迁是两回事。

　　若在站期间生育子女，且博士后户口在设站单位、配偶为常住户口，子女一般应随配偶落在其常住户口上，而非直接落入博士后集体户。对于已年满18周岁的子女，随迁政策有更细致的划分。若已高中毕业，不能按照博士后子女随迁落户办理；若仍为高中在校生，则须提交学校教务处出具的在校证明及学籍证明。新出生未进行户口登记的子女，必须先完成户口登记并取得非申请落户地的居民常住户口后，方可启动随迁程序。

　　联合培养模式下的落户指向性非常明确。工作站与流动站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由工作站承担人事管理职责。若申请进站落户，只能落户在工作站集体户上。这一规定排除了流动站作为落户载体的可能性，申请人在选择合作导师与站点时，需将户口落地意愿纳入考量。

　　出站环节的户口去向取决于接收情况与房产条件。若无接收单位，按回原籍待业办理，户口档案均转回原籍。若有接收单位且符合出站落户条件，可落户在本人或直系亲属的房产上。这里对房主身份有严格限定，仅限直系亲属，旁系亲属或非亲属房产不在允许范围内。

　　退站处理则涉及档案与户口的双向回溯。进站时户口、档案迁入设站单位的博士后，若需退站，须自行联系原籍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接收事宜，并在退站申请中准确填写接收单位名称。同时，需确认原籍落户地址并完整填写，以便博士后管理部门出具相应的存档介绍信与落户介绍信。

　　全国博士后进出站服务窗口及各省级窗口虽全年受理经设站单位审核通过的申请，但申请人仍需严格遵循所进站单位的具体办理时间要求。政策框架提供了通道，但执行节奏掌握在各设站单位手中。

　　理解上海落户政策中关于博士后群体的特殊规定，核心在于把握“进站不随迁、出站看去向、子女看学籍”的逻辑主线，而非盲目套用普通人才引进的随迁经验。